“爱卿何以教朕啊？”
方从哲闻言，轻叹一声，“陛下，臣以为，三弊之中，只要陛下专心朝政，选贤任能，唯才是举，便可无忧，重立朝纲。
其次，我大明虽最近有萨尔浒之败，但是万历年间三大征，也留下了不少精兵强将，只需要整顿军伍，裁撤老弱，便可使武备振作。所以，这二者虽是大患，仍可循序渐进、渐次图治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神色郑重：“但说到底，最根本者，仍是钱粮之政—钱粮乃国脉，若国库空虚，兵民皆苦，纵有百般良策，也如无本之木。”
一旁李邦华也躬身而出：“历朝历代，民惟邦本，粮食乃国之命脉。自太祖定天下，赋役明晰，国用有常。可如今，田籍失修，虚报逃漏，豪强兼并之下，税收流失，赋税名存实亡。
臣曾经看过户部往年的账目，我大明在洪武年间，天下田亩清册在籍者约八百余万顷，岁出田赋七千多万石，皆按籍逐亩征收，户口、田地尚称分明，徭役亦各有章法。
及至永乐以后，虽因军役、边防繁重，地方折色渐行，然岁收正粮犹有五千五百万石上下，尚可维系军国之需。
然自嘉靖、隆庆以降，户籍、田籍久不修整，流民增多，豪强兼并尤甚。至万历西十年左右，朝廷名册上仅有田亩七百余万顷，且实征之数大为缩水。
以户部档案所载，名册岁额本应征收本粮约合白银二千五百万两，然实入者不足一千五百万两，差额竟达西成以上！
这里面，主要是因为地方豪强侵占田地，巧立名目避税，投献之风盛行，户籍在籍而田籍不符，或将土地寄籍于宗室、勋戚名下，躲避朝廷征税。小户、佃农反被催科逼纳，困苦不堪。
而且仅辽东一地之军饷，岁需白银就高达二百余万两，然因国库空虚，朝廷往往只能按二分之一给付。各镇军卒缺饷，军心不稳，战力日衰。
陛下若欲正本清源，必先重修户籍，清丈田亩，抑制兼并，以正赋役。再者，需严整户部理财之法，严惩贪吏，量入为出，节用裕民，方能使国库充盈、军国足用。”
他微微顿首，目光炯炯：“陛下，天下未可一日无兵，兵未可一日无饷。若钱粮之源不固，纵有百万劲旅，亦无以为继。
反之，若财用丰足，则屯田可足军食，盐铁可补军资，军伍可得衣甲，百姓亦可安生。此乃治国之根本，万不可忽视。”
朱由校凝神细听，见两人条理分明、剖析入理，心中亦暗暗称善，点头道：“爱卿所言，正合朕意。”
缓缓道：“卿等所言，正是朕心之忧。昔日张江陵辅政，躬自丈量田亩，清查户籍，行考成之法，令百官不得虚报浮冒，朝纲一振，国用有余。可惜，及其殁后，朋党之争，反将其视作敛财苛政，数典而忘祖，群起攻讦，竟将张江陵贬为‘聚敛之臣’。”
说到此处，他面露愠色，沉声道：“朕阅其政迹，知其本意乃在抑豪抑兼，清理田赋，节用裕民。若非江陵之策，国库何以支撑三大征？何以镇压内外之乱？此真社稷股肱，岂容轻毁！”
方从哲连连称是：“陛下圣鉴！张江陵行‘考成法’，凡六部、都察院承接之事，登记造册、区别缓急：首列例行公务，次列紧要大事，终列钦命要务。
“枯指点在簿册朱砂标记处：“每月终，六科稽查章奏完成，户部核对钱粮出入。一事未结者，黄笔勾注；两月未完者，墨笔批驳；逾期三月者，革职查办！”
“如此可以令吏治严明，户部奏报有数，国库渐丰，虽为严苛，然可救时弊。奈何后继无人，贪腐复炽，徒将江陵之功尽付东流水。”
朱由校听明白了，这不就等于是给每个部门安排好项目，定好期限，还要多部门互相监督，动不动就开除你，甚至还要治罪砍头，这可比后世的公务员狠多了。
怪不得张居正死后，没有一个人为他发声，万历将他这位老师视为敌寇，大臣们也是纷纷赞同，将新政彻底推翻，导致人息政消。
李邦华亦接言：“今朝廷若欲重振国计，当以江陵遗策为法。臣请陛下：
一则明谕中外，为张江陵平反正名；二则命户部、工部重修黄册、鱼鳞册，逐一丈量田亩，核实赋额。
三则令考成之法再行于百官，使地方不得上下其手，虚报逃避。西则严禁豪强寄籍，抑兼并之风，庶几可救赋役之弊，固社稷之本。”
朱由校闻言，眸光炯炯：“善！张江陵之法，固有失当处，然其大节未可诋毁。朕自当敕谕百官，昭雪江陵，昭示天下—朕不惮行其遗法，重整朝纲！”
说罢，他顿了顿“若国用不充，兵食不继，纵有百万劲旅，何以御敌？若豪强兼并不抑，田赋名存实亡，何以庇民？此皆江山社稷之大患。”
其实从后世的角度来讲，张居正的改革是有些是成功的但也是失败的，就拿考成法来说，那个就相当于现代的KPI考核系统，每年、甚至细化到每个月给每个官员发“任务清单”，而六科给事中就相当于“HR专员”，按月核查，然后内阁再进行复核，如果有官员全年3次未达标，就会被首接开革。
这虽然极大程度的提高了官员的行政效率，但是在古代这个官员一手遮天的时代，不少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自己的业绩，会采取极端手段。比如为了让自己的“账面数字”好看，往往会层层摊派、加派杂捐，甚至逼迫百姓提前缴纳。就像是后世有些公司为了业绩，年底拼命冲刺、滥竽充数一般。
结果是：一方面，财政收入和军费供应得以充盈；另一方面，基层百姓负担骤增，苦不堪言。
再加上张居正去世之后，朝廷内部党争再起，东林党人视其为“敛财酷吏”，群起而攻之。地方上那些曾被张居正压制的豪强大族，也趁机翻案，指责考成法的严苛与弊端。
于是，考成法虽在短期内收效显著，却也埋下了民间怨愤和吏治浮华的种子。终究，“成效”成了数字游戏，“政绩”成了门面文章。
然而，张居正毕竟看到了明朝财政与兵备的危机，以铁腕整饬，力图挽救颓势。这段历史，既是明代的写照，也是后世官僚体系永恒的困境——如何让考核不沦为表面文章？如何让吏治不成为百姓之灾？
朱由校听罢李邦华、方从哲的奏言，也不免陷入沉思。他知道，若要继承张居正之遗策，既要汲取考成法的长处，也要避免其激化矛盾的弊端。最要紧的，还是守住“为民请命”的初心，不使数字成为压榨百姓的刀。
朱由校沉吟片刻，指出了此政的弊端：
“考成法虽然有助于提高朝堂效率，却也有其流弊。地方官员为了考绩达标，往往铤而走险，搜刮民财，或虚报冒领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导致这原本是为督促吏治、整肃朝纲的利器，反倒成了苛政横行、民不聊生的祸根。
“再者，考成法本意在于令吏治有章可循，按月考核、按年定功，六科给事中又时时督察。然因制度过于严苛，稍有差池，官员即有贬黜、罢斥之虞。久而久之，朝野上下，惟恐考成不合，遂生事功浮夸、报喜不报忧之风。政绩虽在纸面光鲜，实则掩盖民间疾苦，酿成了基层官吏的“数字政绩”，而非“民生政绩”。”
朱由校语声低沉，似自言自语：“考成法，犹如双刃之剑。若无良吏奉公，便是酷吏催科；若无圣主明察，便是粉饰功绩。然其初衷，仍为国计民生，不可全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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