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的重担像一块巨大的磨盘，日复一日地碾压着周桂兰单薄的脊梁。仅靠她那双冻裂的手和摇摇欲坠的肩膀，想要养活两张嗷嗷待哺的小嘴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晏家村和青石镇那些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，成了这绝境中唯一可能漏下些许微光的网。但这张网，既不结实，也不温暖，更像是一张布满破洞、沾着灰尘的旧渔网。
帮衬是有的，但极其有限，带着一种施舍般的、小心翼翼的疏离。
最先来的是晏家村的三舅。他是晏建国同族的兄弟，在村里算是个勤快人，家里有几亩好地。一个初春的傍晚，他扛着半袋红薯，出现在工棚门口。红薯上还带着新鲜的泥土，是刚从自家地里挖出来的。
“桂兰，”三舅把袋子放在门口，没往里进，似乎怕沾上工棚里的晦气，“地里新出的，给孩子当口粮。”他搓着粗糙的大手，眼神在狭小、寒酸的工棚里扫了一圈，落在角落里睁着大眼睛、怯生生看着他的晏昼身上，叹了口气，“建国走了，你一个女人带着俩娃……唉，难啊。这点东西，别嫌少。”
周桂兰赶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脸上努力想挤出一点感激的笑容，但那笑容僵硬而苦涩：“三舅费心了……快进来坐，喝口水……”
“不了不了，”三舅连忙摆手，像是被烫到一样，“家里还有事，猪还没喂呢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，“等过些天……要是地里活忙不过来，我让你三舅妈抽空来搭把手。”这话说得有些含糊，更像是一种场面上的客套。
说完，他几乎没再多看周桂兰和孩子们一眼，转身匆匆走了，背影消失在工棚区灰蒙蒙的暮色里，仿佛逃离一个巨大的麻烦。
那半袋红薯，成了晏家接下来半个月的主食。红薯蒸熟了，带着泥土的甜香，晏昼和小雨都吃得很香。但周桂兰看着那些红薯，眼神复杂。她知道，这半袋红薯，就是三舅能拿出的全部“情分”了。那含糊的“搭把手”，更像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。
农忙时节，二姨倒是真的来了。她是周桂兰娘家的远房堂姐，嫁在邻镇。二姨是个嗓门大、手脚麻利的女人。她风风火火地赶到晏家村那几亩薄田时，周桂兰正背着哭闹的小雨，艰难地挥舞着锄头，晏昼则在田埂上笨拙地哄着妹妹。
“哎呀我的天！桂兰，你这是要累死自己啊！”二姨一把夺过周桂兰手里的锄头，“歇着去！看孩子！这地我来！”她撸起袖子，二话不说就开始埋头锄地，动作又快又狠，干得热火朝天。
那天，二姨顶着烈日，帮周桂兰锄完了大半块地的草。汗水浸透了她的花布衫。周桂兰心里涌起一股久违的暖流，眼眶有些发酸。她让晏昼去村里小卖部赊了一小瓶汽水（记在账上），又煮了几个鸡蛋，算是招待。
二姨也不客气，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瓶汽水，剥开鸡蛋，狼吞虎咽。她一边吃，一边絮絮叨叨地抱怨着自家男人的懒、儿子的不争气、还有生活的种种不如意。周桂兰默默地听着，偶尔附和一句。干完活临走时，二姨看着周桂兰家徒西壁的样子，又看看两个瘦弱的孩子，叹了口气，从口袋里摸索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，塞到周桂兰手里。
“拿着，给孩子买点吃的。别亏了嘴。”她声音低了些，“我们家……也不宽裕，就这点意思。”
周桂兰推辞了几下，最终还是收下了。她送二姨到村口，心里满是感激。然而，就在她转身回屋准备收拾二姨留下的锄头时，却发现灶台上她特意留给晏昼和小雨的两个煮鸡蛋，不见了。她找了一圈，最后在二姨坐过的小板凳旁边，看到一小撮新鲜的鸡蛋壳。
周桂兰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锄头，看着那撮蛋壳，脸上的感激一点点褪去，只剩下一片冰冷的麻木和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楚。她没说什么，默默地把蛋壳扫掉。人情，像那两个鸡蛋，有给出去的，也有被顺走的。算不清，也不必算。
最让周桂兰感到刺痛的，是去镇上找晏建国那边一个开小杂货铺的远房表叔。晏昼发烧了，额头滚烫，小脸烧得通红，迷迷糊糊地叫着难受。周桂兰翻遍家里，连买一包最便宜退烧药的钱都凑不出来。她咬咬牙，背着发烧的晏昼，抱着小雨，走进了那间小小的杂货铺。
表叔正叼着烟卷，在柜台后面拨弄着算盘。看到周桂兰母子三人进来，尤其是背上那个烧得迷迷糊糊的晏昼，他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。
“表叔……”周桂兰的声音干涩，带着恳求，“昼儿烧得厉害……我……我手头实在紧，能不能……先赊一包退烧药？下个月，下个月我一定……”
“桂兰啊，”表叔慢悠悠地吐出一口烟圈，打断了她的话，眼神在她破旧的衣裳和两个孩子身上扫过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，“不是表叔不讲情面。你也知道，我这小本生意，赊账的规矩……不好破啊。上次你三舅来买盐，也说赊，我这账本都记满了……”他敲了敲柜台上一本油腻腻的账本。
“昼儿他烧得厉害……”周桂兰的声音带了哭腔，把背上昏沉的晏昼往上托了托。
“唉，孩子发烧是大事，”表叔叹了口气，语气似乎缓和了些，但眼神依旧精明，“这样吧，药你先拿去。”他转身从货架上拿下一包最便宜的退烧药，放在柜台上，“不过桂兰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钱……你看什么时候能还上？我这小铺子，周转也难……”
周桂兰看着那包药，像看着救命的稻草，又像看着烫手的山芋。她看着表叔那张在烟雾后模糊不清的脸，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首冲头顶。她颤抖着手接过药，嘴唇哆嗦着：“谢……谢谢表叔……钱……我尽快……”她抱着小雨，背着晏昼，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杂货铺。身后，仿佛还能听到表叔那带着算计的叹息。
晏昼趴在母亲瘦削的背上，烧得迷迷糊糊，却能清晰地感受到母亲身体的僵硬和微微的颤抖。他半睁着眼，看到表叔那张在烟雾中模糊的脸，听到那冰冷的“赊账规矩”和“亲兄弟明算账”。一种莫名的屈辱感，像冰冷的针，扎进他混沌的意识里。他不懂那些复杂的人情世故，但他本能地感觉到，那个表叔的眼神，和工棚区那些嫌弃的目光，没什么不同。
从那时起，晏昼的眼睛里，多了些别的东西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，懵懂地接受亲戚偶尔递过来的一块糖或一个红薯。他开始学会观察。
观察三舅放下红薯时，那躲闪的眼神和急于离开的脚步；
观察二姨帮忙锄地时，那顺手牵羊摸走的鸡蛋和抱怨背后流露的优越感；
观察表叔给退烧药时，那精明算计的眼神和冰冷的话语；
观察母亲接过这些微薄“恩惠”时，那强装的笑容和眼底深处无法掩饰的难堪与苦涩。
他明白了，亲戚的帮衬，像春天里吝啬的毛毛雨，只能勉强打湿地皮，解不了大地的饥渴。每一份“恩情”背后，似乎都标着隐形的价码，或是怜悯，或是施舍，或是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甚至可能只是为了日后方便讨回。人情这张网，温暖是有的，但更多的是冰冷的丝线，是沉重的负担，是世态炎凉最初的、赤裸裸的教材。
晏昼变得更加沉默寡言。他不再轻易开口向任何人索要什么，即使是饿极了，也只是默默地看着。他学会了在亲戚来访时，安静地待在角落，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他学会了分辨那些笑容背后的真假，那些话语里潜藏的温度。生活的残酷，过早地教会了他察言观色，也过早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筑起了一道名为“自知之明”的、冰冷的高墙。他知道，自己和母亲、妹妹，是这张破旧人情网里，最沉重、最不受欢迎的结点。能依靠的，终究只有母亲那副被生活磨砺得愈发坚硬、却也愈发单薄的肩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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